明代三千、五軍營所轄侍衛軍建制沿革考論
作者：秦 博
內容提要
明成祖親征大軍中原有大量扈從守衛軍士，這些軍士在永樂最後一次北征後被保留在京營系統中，經過較長時間的人員與建制調整，至明中期逐步演化為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五軍營叉刀圍子手等，構成明宮侍從軍伍中人數最多的部分。本文通過爬梳史料，考證了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五軍營叉刀圍子手的創設與演變，並對永樂朝以後侍從軍伍的構架與職能特色進行討論。
關鍵詞
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叉刀圍子手、宮廷侍衛、明代京營
明代北京皇城各門把守兵員稱“守衛”，由親軍衛軍士充當；皇宮內廷宿衛稱“侍衛”，由來源各異及互不統屬的各類官軍混編而成。侍衛之中，大漢將軍僉選自民間，隸屬於錦衣衛；紅盔將軍、明甲將軍上統於京營三千營；叉刀圍子手上統於京營五軍營；府軍前等衛帶刀官由京衛軍官組成；勳衛、散騎舍人由勳戚武職子弟構成。以上這些侍衛部隊中，有關錦衣衛大漢將軍、府軍前等衛帶刀官及勳衛、散騎舍人等，學界已有專文論述‹1›，而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五軍營叉刀圍子手的建制沿革則尚待探析。三千、五軍各京營所轄的侍衛數量眾多，總數甚至超過錦衣衛大漢將軍，佔明宮侍衛中的大部‹2›。
另外，京營所轄侍衛與三千、五軍等營機構存在直接的製度聯繫，其編制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樞軍事管理體制的調整。鑑於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叉刀圍子手這三種軍伍在明宮侍衛制度中的重要性，筆者爬梳史料，爰成此篇，旨在對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五軍營叉刀圍子手三種侍衛的創設與演變過程作一考證。
‹1› 關於明代大漢將軍制度沿革，參見張金奎：《明錦衣衛侍衛將軍制度簡論》，《史學月刊》2018年第5期；關於明府軍前衛侍衛及勳衛、散騎舍人制度，參見秦博：《明代府軍前衛侍從體制考》，《歷史檔案》2018年第4期，及秦博：《明代勳衛與散騎舍人的製度特性》，《史學月刊》2020年第4期。所謂錦衣衛將軍、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的“將軍”之名，只是明代對侍衛人員的固定稱謂，並非指這些軍伍系高級軍事將領。
‹2› 按正德、萬曆兩朝《明會典》中的基本規定，錦衣衛大漢將軍例設1507名，三千營紅盔將軍1500名，明甲將軍480名，後增至502名，五軍營叉刀圍子手3000名。參見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衛》，第2冊，頁558，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萬曆《明會典》卷一五六《兵部二十五·侍衛》，頁728，中華書局，1989年。
一 红盔将军、明甲将军的建制沿革
明代宫禁侍卫有上统于京营者，其中三千营辖红盔将军、明甲将军两种，而五军营辖叉刀围子手。关于三千、五军等营侍卫的创设时间，明代官方典章皆不详载。明末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记：“永乐中，置五军、三千营，于是复增设红盔将军、明甲将军及叉手围子手之属，俱以备宿卫。”
‹1›嗣后明末清初查继佐的《罪惟录》‹2›及清修《明史》‹3›等书皆因循陈仁锡“永乐中”创京营侍卫的说法。不过，所谓“永乐中”之说也甚为模糊，诸家显然不能明确京营侍卫具体的肇创时间。事实上，永乐时期京营体制本身尚未完全确立，附属于京营的宿卫部队势必难以真正形成规制。
进一步揆诸史料可知，“红盔将军”、“明甲将军”的名号在明代文献中均出现较晚。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升都指挥佥事孙镗为左军都督佥事，仍在三千营把总，入直护卫”‹4›，已明指三千营内辖有宫廷侍卫，但没有将他们记作红盔将军、明甲将军。兵部尚书于谦在景泰元年（1450）的奏议中提到京营有“轮流上直披明甲”‹5›等官军，此为笔者所见最早提及穿明甲侍卫的记载，但于谦依然未直言“明甲将军”的名称。另外，于谦之子于冕为其父所撰的行状中载，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曾“命红盔将军”在朝堂上击杀王振的两名亲信宦官‹6›。不过，该行状写于弘治年间‹7›，不能完全据此认定正统、景泰之际已经存在“红盔将军”的固定称谓。若逐年排检列朝《明实录》，不难发现直至弘治、正德两朝，才正式出现红盔将军、明甲将军等称谓‹8›。以上各种史实进一步说明，三千营将军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成形的，并非明确创置于永乐朝的某一时间。
红盔、明甲虽皆统于三千营，但相比红盔将军，明甲将军与三千营的制度联系更为密切。三千营的前身可追溯至永乐朝。永乐十一年（1413），成祖准备第二次北征时，有都督薛斌统领的“随驾三千马队。
‹1› （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三《兵制·侍卫上直官军》，《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页154，北京出版社，2000年。
‹2›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二〇《兵志·侍卫入直》，页8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3› 《明史》卷八九《兵制一》，页2185，中华书局，1974年。
‹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甲午条，页357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以下列朝《明实录》版本相同，不另注明。
‹5› （明）于谦：《于谦集》卷七《杂行类·兵部为军务事》，页321，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6› （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载前揭于谦《于谦集·附录二》，页672。
‹7› 于谦行状中有“越三年，今上皇帝即位，是为弘治元年，冕以应天尹致仕”之语，可知该行状完成于弘治年间。参见前揭于冕《先肃愍公行状》，《于谦集·附录二》，页681。
‹8› 弘治元年（1488），有南和伯方寿祥领红盔将军带刀宿卫。又正德十年（1515），给事中王良佐等有红盔将军、 明甲将军例不候选操练之奏。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弘治元年十二月戊午条，页502；《明武宗实录》卷一二六，正德十年六月甲戌条，页2526。
官军”‹1›从征。薛斌曾言三千马队中有“旧鞑靼人”‹2›，所谓“旧”，应指这些鞑靼人属“靖难”燕军旧部。成祖“靖难”军伍中本多塞外骑士，而薛斌自己就是元朝官员后代，其父台归附而授世袭“燕山右卫指挥佥事”‹3›，可知达官军马队作为成祖亲从，实有较长的历史渊源。至永乐十九年（1421），西宁土官子弟李失剌“赴京作三千数内，随驾进征迤北”‹4›。据此，三千达官军马队长期保持一定规模，以备随时扈从成祖应征。嗣后，这支达官军马队就演化为三千营军伍的主干，成化朝兵部职方司郎中陆容著《菽园杂记》称，三千马队为“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5›，而正德《明会典》载三千营例掌“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及“御宝”‹6›等物，这些记载是三千营延续三千马队架构与职能的明证。《菽园杂记》又记，三千营内有“坐营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别有“随侍营，则三千营之分支”‹7›。其中“上直披明甲”官，所指应为明甲将军，而“随侍营”系由宣德朝所选京卫幼官、舍人组成，职在侍从东宫‹8›。《菽园杂记》的记载显示出，明甲将军、随侍营虽都系侍卫部队，但明甲将军与三千营营操组织存在天然的隶属关系，不是后设的“分支”人员。又天顺五年（1461），都督佥事颜彪充总兵官，领“南京、江西及直隶、九江等卫官军”征剿“两广猺贼”‹9›，时任两广巡抚叶盛称颜彪军中有明盔达官、达军，“贼所最惧，称为白帽天兵”‹10›。由此可见，明代南北直隶的达军例着明盔甲，这种形制的甲胄或直接承袭自蒙元旧制‹11›。综合以上几点进一步分析，明甲将军无疑直接源于三千随侍骑兵中披戴明盔甲者，随着永乐最后一次北征结束，三千营体制逐步确立，明甲将军也渐成固定编制。
‹1›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永乐十一十一月乙未条，页1716。
‹2›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永乐十一十一月乙未条，页1716。
‹3›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二，永乐十九年十月丁未条，页2292。
‹4› 李鸿仪编纂、李培业整理：《西夏李氏世谱》卷四《典册谱·供状·西宁卫右千户所李镇抚供状》，页92，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
‹5›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页56，中华书局，1985年。
‹6› 前揭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六·营操·大营》，第2册，页487。
‹7› 前揭陆容《菽园杂记》卷五，页56。
‹8› 关于东宫随侍官，参见前揭秦博《明代府军前卫侍从体制考》。
‹9› 《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五，天顺五年二月丙申条，页6719－6720。
‹10› （明）叶盛：《叶文庄公奏议·两广奏草》卷一二《请留达官达军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5册，页46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1› 《明英宗实录》内载，“土木之变”后，有锦衣卫小旗聂忠上言：“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红盔、黑甲，正统年间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据此可知明廷所造明盔、明甲形制，尤其是骑兵的明盔甲，与蒙古传统甲胄基本相同，难以区别。见《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五，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四十三，景泰四年正月癸未条，页4916。
此外，正德《明會典》亦載，三千營一司管“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1›等軍。在《明會典》原文中，“前哨馬營”與“上直明甲官軍”之間有句讀符號，“隨侍營”與“隨侍東宮官舍”之間亦有句讀符號。 《明史·兵志》中抄錄此句，而中華書局標點本將其點讀為“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2›。筆者認為“隨侍營”與“隨侍東宮官舍”之間確可不讀斷，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兵制考》轉引《明會典》內容時，即將二者合稱為“隨侍東宮官舍”‹3›。繼查正德《明會典》，皇太子侍衛中有“隨侍營帶刀官捨一百五十八人”‹4›，可知這些東宮侍衛平時確實編成一營訓練，且附屬在三千營內。至於“前哨馬營”與“上直明甲官軍”之間或連或斷，尚可探討。倘若二者連讀，“前哨馬營”一詞即為“上直明甲官軍”一詞的定語，這就傳達出明甲將軍統轄於或演化自哨馬營的意思。有學者認為，正德《明會典》所謂的“前哨馬營”是成祖“靖難”及北征時巡哨騎兵的“孑遺”‹5›。若依此說，明甲將軍的建制源頭可準確追溯至這些哨馬騎兵。不過，明廷素於邊區哨卡設哨馬營巡徼，“土木之變”之後設置尤多‹6›，故此三千營下屬“哨馬營”，不一定與成祖軍中哨馬存在直接的承襲關係。據葉盛《葉文莊公奏議》的記載，景泰初年，有太監張永奏請將部分口外官軍“存留哨馬營，安插操練”，皇帝下旨雲：“准他留在三千營操練聽用。”‹7›又《明武宗實錄》載，正德元年（1506）武宗調派御馬監太監張永於三千營管事，“兼管三千哨馬營”‹8›。正德朝張永系武宗“八虎”之一，與景泰朝太監張永並非一人，但其所管領的三千哨馬營確係景泰朝口外留京騎兵制度的延續。正德六年（1511），另有太監張景昌管三千營並三千哨馬營‹9›。正德六年以後，三千營內的這支哨馬營不再見於記載，應被解散。綜上可知，正德《明會典》中的三千營“前哨馬營”與“上直明甲官軍”是沒有關聯的兩支部隊，此“前哨馬營”專指景泰至正德初年存在於三千營內的由內臣統轄的特殊馬隊。
再來考論紅盔將軍的情況。正德《明會典》有載，紅盔將軍全稱為“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官軍、上直官軍”‹10›，其中“五軍”二字與五軍都督府或五軍營無直接關係，而是反映紅盔將軍制度緣起的特殊名號。
‹1›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六·營操·大營》，第2冊，頁488。
‹2› 《明史》卷八九《兵制一》，頁2176－2177。
‹3›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九《兵制考》，頁1704，中華書局，1985年。
‹4›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八《兵部十三·東宮侍衛》，第2冊，頁566。
‹5› 參見李新峰：《明前期軍事制度研究》第三章《行伍組織》第三節《常備軍》，頁188，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6› 如據景泰朝兵部尚書于謙奏議雲：“今日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達人駐紮，其勢浩大。”參見前揭
于謙《于謙集》卷二《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等為軍務事》，頁87。
‹7› 前揭葉盛《葉文莊公奏議·邊奏存稿》卷二《再請發邊軍疏》，頁329。
‹8› 《明武宗實錄》卷一三，正德元年五月庚子條，頁409。
‹9› 《明武宗實錄》卷七一，正德六年正月庚辰條，頁1575。
‹10›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六·營操·大營》，第2冊，頁488。
早在宣德七年（1432）《明實錄》中就已有所謂“五軍將軍”的記載，當時宣宗命大興左衛指揮僉事孫旺總領“五軍將軍操練”‹1›。此“五軍將軍”之名在明前中期長期存在，且五軍將軍侍衛與圍子手侍衛、錦衣衛大漢將軍侍衛分列並立。如成化十四年（1478）有遂安伯陳韶管五軍將軍侍衛，寧陽侯陳瑛管圍子手侍衛‹2›，另如懷寧侯孫泰在成化十七年（1481）統領“五軍將軍”帶刀侍衛，第二年又“權管錦衣衛將軍”‹3›。此外，“五軍將軍”也是紅盔、明甲兩種侍衛將軍的合稱。如萬曆《明會典》有五軍將軍裝備尖頂明盔、明甲及紅漆皮盔的記載‹4›。萬曆《明會典》記侍衛部隊所掛符牌時，在圍子手、府軍前衛帶刀官、錦衣衛大漢將軍之外，別記有“大旗下、五軍官員、將軍六百二十五人”，此“大旗下、五軍官員、將軍”無疑包括紅盔與明甲兩種將軍‹5›。
根據學者李新峰的研究，“大旗下”、“五軍”的名號原本分指朱棣“靖難”軍隊各部，“大旗下”為御駕親率精銳，“五軍”統指被劃為中、左、右、前、後諸營的全軍主體‹6›。永樂十二年（1414）成祖北征時，軍中仍有“大旗、大營馬隊”‹7›一部，應由原“靖難”燕軍中“大旗下”、“五軍”中的騎兵整合而來。這部分騎士在此後歷次北征中繼續存在，至成祖病逝榆木川時，仁宗發信給隨徵大營、五軍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陽武侯薛祿等，命他們先率原隨駕三千馬隊星夜回京，若三千馬隊不可動，即“於各營選精壯馬隊一萬還京”‹8›。據此推斷，成祖最後一次北征結束後，原從屬於大旗、五軍各部的大量騎士，很可能隨即與三千馬隊一道歸併入三千營系統，這些精銳騎兵中的部分人員又逐漸演化為三千營宮廷侍衛軍。因原屬成祖大旗、五軍系統的官兵數量較眾，故三千營侍衛起初統稱“大旗下、五軍官員、將軍”或“五軍將軍”，嗣後與三千馬隊密切相關的一部分被稱作明甲將軍，其餘大部分被稱為五軍紅盔將軍。
至明代中後期，各種文獻中仍常以“紅盔將軍”代指紅盔、明甲兩種三千營侍衛，而不單提明甲將軍的名稱。如世宗登極之初，兵部尚書彭澤曾上奏言，祖宗所設侍衛有“叉刀圍子手，紅盔將軍，系隸五軍、三千營”‹9›，就沒有提及明甲將軍，顯然是將其歸入三千營紅盔將軍內。又正德《明會典》記侍衛將軍
‹1› 《明宣宗實錄》卷八七，宣德七年二月戊午條，頁2013。
‹2› 《明憲宗實錄》卷一八一，成化十四年八月甲寅條，頁3275。
‹3› 《明憲宗實錄》卷二一二，成化十七年二月辛亥條，頁3686；卷二二三，成化十八年正月庚辰條，頁3836。
‹4› 前揭萬曆《明會典》卷一五六《兵部三十九·軍器》，頁801。
‹5› 前揭萬曆《明會典》卷二二二《尚寶司》，頁1099。 “六百二十五人”或為“大旗下、五軍官員、將軍”的一半成員，該軍總人數應有1250人。因該條目中同時有“府軍前衛帶刀官二十員，每日上直”的記載，而按正德《大明會典》的記載，有“凡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員，每班二十員”的定制，可知“六百二十五人”也是所謂“大旗下、五軍官員將軍”一班的人數。這應是三千營將軍在明代較早時期的核編名額，不見於《會典》中記敘京營、侍衛制度的部分，卻有幸被保留在尚寶司的相關條文中。
‹6› 前揭李新峰《明前期軍事制度研究》第三章《行伍組織》第二節《親征軍》，頁156－158。
‹7› 《明太宗實錄》卷一五四，永樂十二年八月丙辰條，頁1779。
‹8› 《明仁宗實錄》卷一上，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丙午條，頁5。
‹9› 《明世宗實錄》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乙亥條，頁260。
管領官時雲：“掌領侍衛官三員，一員管大漢將軍及府軍前衛帶刀官，一員管紅盔將軍，一員管叉刀官軍”‹1›，同樣是把紅盔、明甲將軍合稱為紅盔將軍。明代慣以“紅盔將軍”代指全部三千營將軍，應是因為紅盔將軍員數較明甲將軍為多，在三千營侍衛將軍中占主導地位。正德《明會典》載，三千營紅盔將軍1500員名，明盔將軍480員名‹2›，這裡的“明盔將軍”無疑就是明甲將軍。萬曆《明會典》又云，紅盔將軍1500員名，明甲將軍502員名‹3›。由此可見紅盔將軍人數始終是明甲將軍的三倍左右。
正德、萬曆《明會典》中沒有詳列紅盔將軍、明甲將軍的來源與僉選方式，不過，既然這些侍從起源於成祖北征部隊，又隸屬於三千營，按理應由京營軍士輪充，此可得證於正德、嘉靖朝兵部尚書彭澤的奏疏，彭氏奏雲‹4›：
祖宗所設侍衛、守衛，如叉刀圍子手、紅盔將軍，系隸五軍、三千營，有侯伯以總轄之……以番休直上，環拱禁掖。年來羸弱老稚得廁其間，其兜鍪甲楯，弊壞已過十一，非所以重宸嚴而示威肅也。宜令坐營官會原管侯伯、閱視科道，按籍簡汰，其戎器蔽壞者，飭治之。至於五軍、三千二營，雖係次撥之數，而其間亦有佔役或代戍者，亦當均為審覆。
又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別載：“殿廷侍衛之大漢，擺列之紅盔，亦以市井乞丐得稱將軍。”‹5›指當時紅盔將軍與錦衣衛大漢將軍一樣‹6›，有民間無賴投充者。結合彭澤奏議中京營侍衛“羸弱老稚得廁其間”及五軍、三千營“間亦有佔役或代戍者”之詞，可知明中後期應有一定數量的非最初法定備選人員冒充、混跡在三千營將軍之中。
二 叉刀圍子手向宮禁部隊的轉化
所謂禁衛“圍子手”，非明代所獨創。宋代宮廷儀衛奉宸隊中即有“圍子”的建制，據《宋會要輯稿》記載‹7›：
玉輅奉宸隊，分左右，充禁衛，圍子八重：崇政殿親從圍子二百人，為第一重；御龍直二百五十人，為第二重；崇政殿親從外圍子二百五十人，為第三重；御龍直、骨朵子直二百五十人，為第四重……
‹1›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衛》，第2冊，頁556。
‹2›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衛》，第2冊，頁558。
‹3› 前揭萬曆《明會典》卷一五六《兵部二十五·侍衛》，頁728。
‹4› 《明世宗實錄》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乙亥條，頁260。
‹5›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都督將軍》，頁452，中華書局，1959年。
‹6› 錦衣衛大漢將軍的選充制度，參見張金奎：《明錦衣衛侍衛將軍制度簡論》，《史學月刊》2018年第5期。
‹7›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之《輿服一·紹興鹵簿》，頁1755，中華書局，1957年。
據此，“圍子”泛指層層環繞擺列的軍伍。至元代，朝廷儀仗中也有“控鶴圍子隊”‹1›等。與紅盔將軍、明甲將軍不同，“圍子手”一詞因有前朝舊制為依據，在明代出現甚早，洪武朝時親王護衛、大將侍從中皆有圍子手‹2›以壯威儀。甚至至天順年間，鎮守廣東的太監阮隨還在地方“買閒私佔”圍子手五百餘，不許調用‹3›。
與紅盔將軍、明軍將軍相同的是，專隸於五軍營的侍衛叉刀圍子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襲自永樂北征部隊。永樂十九年（1421），成祖準備第三次北征時，即於中軍大營設置圍子手一部‹4›。成祖最後一次掃北時，再將“各週二十里”‹5›的長圍置於全軍營陣的最外層，明顯是為了抵禦蒙古騎兵的衝擊。圍子手所裝備之“叉”，即镋鈀，系三叉頭長桿兵器，專用於挑刺敵方戰馬，其形制可見於明末茅元儀所輯《武備志》‹6›。
圍子手大致在景泰年間才完全轉化為從屬於五軍營的宮廷侍衛軍伍。宣德七年，有行在後軍都督僉事李通奏，“大營操練圍子手逃逸一千二百人”‹7›。宣德九年（1434），宣宗命“給圍子手及五軍、神機等營官軍”甲胄兵仗‹8›。宣德朝的“大營”架構雖已漸趨虛化，但其下仍轄五軍營、圍子手等部‹9›，可知當時圍子手應尚未統於五軍營內，而是與五軍營並列。至正統十四年九月，武清伯石亨上奏“五軍各哨缺官，乞賜升用”，並奏明當時五軍營有都指揮同知衛穎管右哨，都指揮僉事範廣管大營圍子手，署都指揮僉事張義管中軍，署都指揮僉事陳友管左哨，都指揮僉事王良管右掖‹10›。可知此時圍子手雖仍稱“大營圍子手”，但已歸入五軍營統轄。景泰元年十月，也先遣使來和，兵部尚書于謙為壯宮廷威儀，奏請“在京三千、大營圍子手官軍，先一日俱貼班上直，務令整肅，不得喧鬧、坐臥，違者治罪”。景帝從其議‹11›。這說明圍子手已具有“上直”侍從的職能。又景泰三年（1452）四月于謙曾上奏雲‹12›：臣點看得，本關（按：指紫荊關）並各口守備圍子手、伍軍等營，並大寧都司官軍，除放班、事故外，見在官軍九千七百一十三員名……如蒙乞敕該部，轉行都督衛穎、圍子手坐營都督過興等，如遇換班之時，將各營點選精銳官軍前來更換，及行五軍所管山東、河南、大寧等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如遇放班回衛之日，務要點選精壯軍士兌替前來。
‹1› 《元史》卷七九《輿服二·儀仗》，頁1981，中華書局，1976年。
‹2› 《明太祖實錄》卷七一，洪武五年正月壬子條，頁1313；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條，頁2160。
‹3› 前揭葉盛《葉文莊公奏議·兩廣奏草》卷一三《劾內官阮隨疏》，頁477。
‹4› 《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九，永樂十九年七月己巳條，頁2282。
‹5› 《明太宗實錄》卷二四九，永樂二十年五月癸酉條，頁2324。
‹6› 參見（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〇四《器械三·镋鈀》，《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64冊，頁3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 《明宣宗實錄》卷九一，宣德七年六月丙午條，頁2083。
‹8› 《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二，宣德九年八月辛未條，頁2525。
‹9› 參見前揭李新峰《明前期軍事制度研究》第三章《行伍組織》第三節《常備軍》，頁187－190。
‹10› 《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三，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壬寅條，頁3589－3590。
‹11›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七，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五，景泰元年十月戊寅條，頁4178－4179。
‹12› 前揭于謙《于謙集》卷六《雜行類·兵部為整點軍伍等事》，頁272－273。
引文中提到的“伍軍等營”，無疑即“五軍等營”，而于謙景泰三年的這段奏議反映出京營圍子手部隊在景泰初期的三個重要特徵：第一，圍子手在一定程度上有別於五軍營本部，但與五軍營其他軍伍共同出鎮，關係密切；第二，圍子手常被外派征戰，不是單純的宮廷侍衛；第三，圍子手亦循京營輪充制度，由各衛所軍士選任。景泰三年七月，兵部再請選三千圍子手“操習武藝，以備隨侍車駕”‹1›，這部分圍子手就此被正式編入宮廷侍衛行列，不再頻繁外派。據正德、萬曆兩朝《明會典》，五軍營叉刀圍子手官軍例設三千員名‹2›，每大朝時，圍子手列於奉天殿丹墀四隅周邊，臨近奉天門，屬大殿最外圈，常朝時，圍子手列於金水橋南北，也屬宮殿外圍‹3›。這種擺列大體上模仿了圍子手實戰時在軍陣外層戒備的狀態。另明中葉名臣陸 所著《病逸漫記》一書還記：“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圍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指揮八人，日輪一人。”‹4›比照《明實錄》的記載，廣平侯袁瑄自成化二年（1466）“統三千營將軍直宿守衛”‹5›，忻城伯趙溥成化六年（1470）管領將軍直宿‹6›，懷寧侯孫泰成化十七年（1481）、十八年分掌“五軍將軍”及“錦衣衛將軍”‹7›，可知陸 所記系成化朝宮廷侍衛建制。又陸 提到當時圍子手有2600人，與《明實錄》及正德、萬曆兩朝《明會典》中所載3000之數不同，說明成化朝時圍子手人數應有所裁減，後又增補至3000員。三 永樂以降侍從軍伍的構架與職能特色京營紅盔、明甲將軍及叉刀圍子手侍衛雖未在永樂朝就形成定制，但通過一些記載可知，成祖曾親自下命組建一批新的侍衛軍伍。成祖登極之始，即“命五軍十三衛，選銀牌殺手有膂力膽量，身長五尺
‹1› 《明英宗實錄》卷二一八，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三十六，景泰三年七月戊申條，頁4708。
‹2›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衛》，第2冊，頁558；前揭萬曆《明會典》卷一四二《兵部二十五·侍衛》，頁728。
‹3› 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衛》，第2冊，頁555、頁556－557；前揭萬曆《明會典》卷一四二《兵部二十五·侍衛》，頁728－729。
‹4› （明）陸 ：《病逸漫記》，（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六七，頁150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5› 《明憲宗實錄》卷三二，成化二年七月壬辰條，頁642。
‹6› 《明憲宗實錄》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乙酉條，頁1488。
‹7› 《明憲宗實錄》卷二一二，成化十七年二月辛亥條，頁3686；卷二二三，成化十八年正月庚辰條，頁3836。
‹1›。朱元璋最初曾一度下令鑄造帶金字銀牌一千五百面發給扈駕先鋒以為標識，後罷其銀牌而改用金牌，而“金牌”實為銅製‹2›。嗣後，隨侍的錦衣衛大漢將軍等皆循例懸掛此類銅製“金牌”‹3›。由此觀之，成祖似有意恢復乃父銀牌先鋒宿衛制度。通查列朝《明實錄》及《明會典》等官方政書，“銀牌殺手”之名在永樂以後基本不再沿用，說明這部分宿衛應逐漸併入其他侍衛中，或被取消建制。
銀牌殺手之外，據清修《欽定續文獻通考》記載，永樂八年（1410）北征時，成祖命每衛選三五人至六七人，共計一千二百人為一營，“屬神機營兼統”，复拔擢其中“魁大者，令同將軍捧刀侍衛”，稱之“千二營”。至宣德朝時，有大臣以千二營屬“在外官軍”，“常於內府出入不便，乃罷還衛”‹4›。此事在《明宣宗實錄》中亦有記載，可與《欽定續文獻通考》所載相互參照。宣德八年（1433）四月，先有成國公朱勇題請，永樂北征時所置千二營侍衛“常於內府出入不便，宜罷遣”，宣宗准其奏‹5›。不久，管神機營的都督僉事沈清又言：“神機營舊兼統千二營官軍，近罷遣還伍，然是營置已十餘年，請如舊。”宣宗答曰：“此皇祖在軍中時所置，蓋一時權宜，今朝廷侍衛自有定制，安得複用此輩，且已令歸伍矣。”故不從沈清所言‹6›。此神機營千二營侍衛的性質明顯與三千營將軍、五軍營圍子手相仿，只不過沒有延續下來‹7›。
相比唐、宋等朝，朱元璋以僉選的大漢將軍作為主要的宮禁宿衛，侍從部隊的組織結構比較簡單。不過，成祖奪取天下之初，出於進一步強化宮禁防衛的目的，特意選拔衛所兵士組建新的銀牌殺手、千二營侍從等，以平衡較單一的錦衣衛將軍的力量。成祖的這種混編侍衛的防範意識無疑也為後嗣帝王所繼承。在朱棣歷次征伐的過程中，形成了大批軍中親從及護衛部隊，他們對皇室的忠誠度較高，實戰能力較強，是宮廷禁兵的不二人選。成祖最後一次北征結束後，這些親從護衛仍保留在京營之中，經洪熙、宣德、正統、景泰諸朝的調整，在明中期正式演化為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叉刀圍子手等軍伍，明代內廷侍衛的人員構成更加複雜化。為防止侍衛各部自專而導致失控，歷代皇帝均不給予上述侍衛部隊獨立的建制，他們平時附屬於京營，隨駕值勤時則由勳戚專門管領，形成統屬不一、互相箝制之勢。崇禎朝協管京營戎政的兵部侍郎李邦華對此總結道：“今之叉刀圍子手、紅盔、明甲軍也，原雖出於京營，第統轄則勳爵為政，替補則兵部車駕司專職，雖領軍把總尚寄營中，而軍之消長，臣等不得過而問焉。”
‹1›
‹1› 《明太宗實錄》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乙亥條，頁244。
‹2› 《明太祖實錄》卷八二，洪武六年五月乙丑條，頁1479。關於明代禁衛符牌，參見高壽仙：《明代用於禁衛的符牌》，《第十三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20－42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前揭陸容《菽園雜記》卷四，頁44。
‹4› （清）《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二六《兵考·禁衛兵》，頁517－51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 《明宣宗實錄》卷一〇一，宣德八年四月癸卯條，頁2271。
‹6› 《明宣宗實錄》卷一〇一，宣德八年四月壬子條，頁2276。
‹7› 據正德修《大明會典》載，千二營隸屬於五軍營，管“隨駕擺列馬隊”，萬曆《明會典》循其說，此與《明實錄》記載不合。由於千二營在宣德朝就被撤銷，後世《明會典》編纂者或對其建制不詳，故造成記載有誤。參見前揭正德《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六·營操·大營》，第2冊，頁487。
朝廷最初之所以选拔留用京营军伍侍从内廷，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宫禁保卫。不过，明中期以后，内廷防守又渐趋松懈。弘治朝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曾指出，各类侍从“早朝侍卫，退朝后即散回家，皇城之内防奸者无几”‹2›。明末名士茅元仪也直言，朝廷对官员入宫时所佩牙牌的管理不严，而“宫门防诈之法全无矣，下至隶人出入，亦惧无制，自古竦虞未有甚于此日者”‹3›。以具体事例而论，景泰末年武清侯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时，就有“宿卫官军惊愕不知所为”‹4›。嘉靖朝更有著名的“壬寅宫变”，万历朝又有不明身份男子王大臣、游民张差等阑入宫中图谋奸事，皆不为侍卫兵士所查，险些酿成大乱。显见，由于京师承平日久，军备懈怠，内廷侍卫的警备能力也有所减弱。
实际上，明代中期以后，侍卫部队的主要职能是朝会摆列及扈从大驾，仪仗性较为突出。而叉刀围子手又肩负大内夜防的特殊巡守职能。对于全部锦衣卫将军、三千营将军、五军营围子等侍卫的具体职责，正德《明会典》记云‹5›：
凡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大祀誓戒、册封、遣祭、传制御殿，则用全直，常朝则更番……遇郊祀等项圣驾出入，则于卤薄仪仗中分行扈从，至则护卫斋宫及分守郊坛等处内外门禁。凡每日，轮将军一百名，分早晚两班于午门东西厅候，夜则坐更。凡遇经筵，该班大汉将军二十人，有官者便服乌纱帽，无官者明盔便服，佩刀执金瓜，于文华殿内东西侍卫。凡五军叉刀官军，每夜于皇城直宿。
又按正德《明会典》规定，常朝时侍卫分班次每日更相应直，大朝时则需侍卫军队全员执勤‹6›。这两种应直方式，在明代文献中常被分别称为“正直”、“贴直”。据《菽园杂记》记载，大汉将军“常朝宿卫，各以番上，谓之正直；有大事，无番上，谓之贴直”‹7›。正德《明会典》称红盔将军为“五军红盔贴直官军、上直官军”‹8›，这里的“上直”无疑又是“正值”的别称。关于诸侍卫的更番班次，正德《明会典》有载‹9›：
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十员，每班二十员。旗手等二十卫带刀官一百八十员， 每班四十员。锦衣卫将军一千五百七员名，每班三百二十五员名。三千营红盔将军一千五百员名，每班七百五十员名，把总指挥十六员；明盔将军四百八十员名，每班二百四十员名，把总指挥四员。五军叉刀手三千名，每班一千名，把总指挥八员。
逢朝会时，侍卫军伍自奉天殿、华盖殿至午门，左右依次站队，其列队位置均有定制，而大汉、三千营将军常交叉布列，详情见正德、万历《明会典》相关部分的记载，为避免繁琐，兹不引其全文。
‹1› （明）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四《酌定三大营粮饷经制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页195，北京出版社，2000年。
‹2›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〇，弘治十年十月辛卯条，页2308。
‹3› （明）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一三，前揭《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3册，页658。
‹4› （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四，前揭《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7册，页618。
‹5› 前揭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第2册，页554、557。
‹6› 前揭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第2册，页554。
‹7› 前揭陆容《菽园杂记》卷四，页44。
‹8› 前揭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六·营操·大营》，第2册，页488。
‹9› 前揭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第2册，页558。
四 結語
宮禁部隊與皇權統治相始終，而禁軍中又以親從侍衛最近天子，漢之諸郎，唐之三衛，元之怯薛、內衛皆屬此類。明代內廷侍衛在繼承前代製度的基礎上又別具特色，其侍衛軍伍來源較多樣，組織結構較複雜。明宮侍衛部隊的主體，由錦衣衛大漢將軍及各京營侍衛將軍、圍子手構成。錦衣衛大漢將軍在洪武朝即成定制，而三千營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五軍營叉刀圍子手源起於成祖嫡系隨征軍隊，後在永樂末年至明中期的較長時期內逐步演化，漸由扈從軍士轉化為宮禁侍衛。成祖登極之初，在原南京宮廷錦衣衛侍從軍伍之外，又親自構建新的近侍部隊。爾後，隨著永樂帝數次征伐，軍中出現了大量親從與護衛兵員，洪熙、宣德、正統、景泰諸帝依成例將這些軍中侍衛保留在京營組織中，最終形成隸屬於京營的內廷侍從部隊，並演化出紅盔將軍、明甲將軍及叉刀圍子手等軍伍。三千營、五軍營禁衛兵員平時隸屬於京營，值勤時直管於勳臣，僉補聽調於兵部。從某種意義上說，明代宮廷侍衛整體上具有較強的禮儀職能。
原文出處：中國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10期
作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責任編輯：盛 潔